我为花季少年辩护
2003年2月的一天，我到律师事务所刚坐下，突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的闯了进来，见到我便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哭喊着“救救我的孩子！救救我的孩子！”我忙安慰他坐下，问明情况，从他断断续续的陈述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：
他是周口市鹿邑县人，儿子张某初中尚未毕业便到北京怀柔区打工。期间认识了从河北来的李某、李某某及翟某。由于工作累，挣钱少，手头总是缺钱，便产生了邪念。2002年8月2日22时许，张某、李某、李某某经预谋后到怀柔区金融大厦附近，乘人不备，将一女青年的挎包抢走，内有价值700多余元的东西，随后分赃。十多天后的8月14日16时许，张某又同李某某、翟某预谋后到林某家实施抢劫，由张某在楼下望风，李某某、翟某上楼抢劫。恰逢林某之妻在家，李某某、翟某实施抢劫后将她杀死，抢走了价值3000余元的财物。林某下班回家后发现妻子死了，便报了案。经过公安机关现场勘查，确认这是一场抢劫杀人案，却因没有重要线索，无法破案。张某的父亲发现张某的行为异常，经追问，得知张某的犯罪行为后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毅然决定带张某至怀柔区刑侦支队投案自首。投案后，张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根据其供述，公安机关抓获了李某，从而使此案得以告破。
2003年1月，怀柔区人民法院认定张某犯抢劫罪、故意杀人罪，但由于他犯罪时未满16周岁，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，犯罪后能主动投案自首，决定减轻处罚，两罪合并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（其中的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），并处罚金六千元。张某及其父均认为量刑过重，于是向我求救。
我听完他的叙述，并看了他带来的判决书，仔细分析后初步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，法院认定其犯有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。为慎重起见，我要求看完案卷后再进行分析。张某的父亲听了我的分析后，犹如黑暗中见到了灯光，当即决定委托我为张某的二审辩护人。
接受委托后，我连夜踏上了进京的路途。到达北京后，我顾不上休息，一下车便直奔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手铐叮当作响的张某先是一脸迷茫，继而嚎啕大哭，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，也忏悔了自己的罪行，并讲了上诉的理由。我告诉他，对于已犯下的罪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，但也要相信他的合法权益也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。
在阅卷中我发现案卷中只有被告人张某的供述，实施抢劫和杀人的李某某、翟某均已在逃，没有他们的供述。仅凭被告人张某的供述，又怎能认定张某故意杀人呢？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：
一、张某的行为只构成抢劫罪，认定其还犯有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。
1、对于杀人，张某缺乏共同的故意。所谓共同犯罪，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，必须要有“共同的故意”才能构成。本案中，张某对于抢劫是有共同的故意的，都明知抢劫的行为的性质、后果，仍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，但他对于杀人这一后果却是不希望也没有放任结果的发生，因为他当时是在楼下望风的，不在楼上的杀人现场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一结果。
2、对于杀人，张某缺乏共同行为。本案中，按照分工，张某是在为实施抢劫行为望风的，对于抢劫是有共同行为的，但是他不在楼上的杀人现场，没有参与杀人。
因此，尽管张某在供述中承认他与李某某、翟某是经预谋后到林某家实施抢劫并杀人灭口的，但是由于李某某、翟某已在逃，无法印证是预先通谋杀人灭口还是李某某、翟某临时起意要杀死林某妻子的，无法印证张某杀人的“共同故意”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6条的规定，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故一审判决张某犯有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。
二、张某有投案自首的情节，但在量刑上仍体现不足。
按照《刑法》第17条第3款、第67条的规定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本案被告人张某犯罪时不满16周岁，又系从犯，且有自首情节，仍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，没有真正地遵循“罪刑相适应”的原则，没有真正地贯彻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未成年罪犯的方针。
三、张某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共犯李某，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。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，除了没认定立功表现外，采纳了我其余的两个辩护意见，判决撤销原判，认定张某只犯有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并处罚金六千元。
尽管被告人张某及其父亲都感到很满意，但是我认为此判决仍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，核心的一点就是：一审判决张某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二审改判却改为八年，有悖于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90条“上诉不加刑”的规定，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。
办完此案，我没有沉浸在喜悦中。相反，我的心变得沉重了。一个十六岁的少年，正处于花样年华，本应是奋发有为的，他却要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，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大好时光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人生又有几个八年呢？但愿这段经历能成为他人生中的财富，知耻而后勇，改造成为新人。